fzfzjx导读：194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日，上海近代城市化的百年进程从这一天转入一个新天地。不出十年，在沪的工业企业也经受了转变身份的洗礼。其间，荣毅仁恰似一位迎着时代大潮而上的冲浪者，起落得当、一往无前。他于1950年春，在上海接任近代华商最大棉纺织家族企业（申新棉纺织公司）总经理，数年后，他又当选上海市政府副市长，这段不寻常经历中自然少不了些耐人寻味的往事。
　　
　　与新市长面对面
　　
　　1949年初，国共两党政权易手大局已定，荣家企业决策层对企业的去留必须迅速做出决断。荣德生于2月曾派人秘密去苏北解放区，实地考察中共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情况，因此他拒绝工厂南迁，表示留在家乡。4月他搬进在沪的新宅。当时荣毅仁已兼管申新纱厂的业务。荣毅仁回忆：“我也不愿做白华（指反对革命政权而逃亡国外的华人，作者注），又受到父亲的影响，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下来了。”此外，二哥尔仁曾对四弟毅仁说：“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”。后来荣毅仁对二哥说：我留吧。事后他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回上海。最终，与荣德生一起留下来的，有四子荣毅仁和七子荣鸿仁，显然荣毅仁的担子更重。　　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经济环境极为严峻，因解放战争尚在内地推进，交通不畅，物价混乱，币制动荡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滥施轰炸，投机活动难以抑制，大部分企业陷于半停顿状态，其中“二白一黑”（指大米、棉花和煤炭）直接影响沪四百余万市民的日常生活，而拥有全市近60%的纺锭的华资私营棉纺织业深陷困境。此时，申新在沪的六家纱厂该如何摆脱困境？荣毅仁果断作出大胆而明智的选择：找人民政府。
　　
　　为了能恢复生产，荣毅仁曾多次走访华东纺管局、贸易部、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，还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，如供应原料、收购、定货、加工、包销、贷款等等。“凡是我提出的办法，只要对生产有利，能够维持生产，度过困难的，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，从没有受到过留难。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，使我感到很快慰”。没想到，一扇神秘的大门就此在他眼前徐徐开启，很快他就有机会与市政府领导人面对面地接触。
　　
　　1949年6月2日，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。据与会者周而复回忆，“陈毅同志说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打倒的只是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，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要受到保护。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，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……”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到会的产业界人士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，座谈会持续近3个小时。大家依依不舍地向陈毅市长握手告别，陈毅市长满面笑容，亲切地说：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随时可以约谈。
　　
　　荣毅仁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。在会前，他经人介绍，与陈市长曾握手寒暄，对陈毅市长留下不寻常的第一印象，他“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布军装，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。乍一看，与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众多普通解放军战士几无差别”。当然，更让荣毅仁感兴趣的是陈毅市长坦诚的讲话。晚年荣毅仁回想这段往事，若干细节仍历历在目：“陈市长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，铿锵有力，给人以信心和希望。他性格豪爽而幽默，态度随和而诚恳……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，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。”那天，荣毅仁还结识了副市长潘汉年，感到对方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
　　
　　没想到几天后，潘汉年就约荣毅仁见面。那次见面不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严肃谈话，而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，地点在盛康年岳母家中。大家吃着点心，喝着咖啡，随便地聊了起来，从企业生产、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，谈到个人的家庭、经历和爱好，不知不觉中，荣毅仁“开始有了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认识……以后，我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日渐加深，经常互相串门，聊天谈心”。